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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一线丨大学之道

秦玥 直新闻 2020-0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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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过去一百多天的乱局中,“大学生”和“学生会”时不时就成为新闻中令人感到扎眼的词汇;“孩子,回家”这句温情的呼唤,也渐渐带上了痛心和惋惜。
大学应该是怎样的?《礼记·大学》中如此写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这里的“大学”,其实并非如当下单指一所学校,其中包含了个人道德的提升,以及推己及人使整个社会都能达到更完美的境界。不过从某种意义上,这也应该成为如今进入大学校园深造的重要的目的。用现在的话来说,《礼记》中的“大学之道”就是“彰显光明的品德(明明德);使人人都能改过自新、弃恶从善(亲民);让整个社会都能达到完美的道德之境并长久地保持下去(止于至善)”。
但很难想象,那些参与到了街头打砸、殴打市民、纵火袭警、扰乱城市、背弃民族的年轻人,能理解上面所说的“大学之道”。
而对于在大学中传道授业解惑的老师而言,他们又如何看待现在的状况,和部分学生的作为?带着这样的疑问,直新闻记者专访了香港大学教授、港大专业进修学院副院长刘宁荣。

以下是采访的文字实录:


直新闻记者:听说香港大学专业进修学院今年在开学时,很多学生因为安全的考量退学了,对您的学院乃至港大教育和交流方面来说影响大吗?


刘宁荣:从我们中国商学院来说,毫无异议这连续三个多月的事件,对内地同学到香港来学习是有一个负面影响的。本来这个学期九月份会有600个学生来香港大学参加我们中国商业学院的学习,最终只有250多位同学来。那他们最大的一个忧虑就是香港的安全问题,尤其是从电视画面上、从新闻报道上看到有很多暴力的冲突。所以他们对安全是非常担心的。



从长远来看,我认为今年因为香港的大学,像内地招生,在事情发生之后已经基本上招完了,所以对今年的本科生入学影响不会很大。我相信下一个学年,如果在未来一段时间里香港的情况没有一个重大变化,过去三个月香港发生的事情在很多内地父母脑中已经形成了一个固化的形象,他们还是会担心把孩子送到香港的大学来读书。所以明年香港各个大学在内地的招生,我评估是会受到不小的影响。


我们也看到海外一些和香港不同高校的交流项目也受到一些影响,例如新加坡一些大学就停止了跟香港高校的学生交流活动,当然其中也是有安全的这个担心。


直新闻记者:最近看到像浸会大学校长被学生包围,批评,这些事件受到广泛的关注,您在香港大学的观察,有没有类似的比较撕裂的情况发生?


刘宁荣:有些朋友问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他说五年前的那次“占中”,香港大学是在风暴中心,那个时候也发生了学生跟校长之间的某种冲突,主要是跟我们大学的校委会之间的冲突。而这一次,香港大学是没有发生这个事情的,像在浸会或者别的学校(里发生的)。所以从目前来看的话,香港大学相对来说还没有发生这些冲突的事情。当然了,包括连侬墙在内的这种,在大学校园到处都可以见得到,罢课的情况也有发生,那么这个也是跟其他高校一样,都是用同样的方式来处理。



直新闻记者:那其实像浸会大学的学生会,还有像中大学生会他们会进行联署,就是比如说到街头集会,言论和行为都会比较激进一些等等,您怎么评价学生会的这些行为?


刘宁荣:毫无疑义,在“占中”也好,或者这次也好,各个高校的学生会当然都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不管这个角色你是从哪个角度去看,起码是非常的活跃。


当然我们也不希望在高校里面会产生暴力,高校我们是非常注重言论的自由,学术的自由,我们也必须尊重不同的意见,这个是高校必须去捍卫的原则。但是同样,我觉得高校里面也要确保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底线,不应该让暴力在高校里面发生,不管是来自任何一方的暴力,我都觉得是应该进行谴责的。



直新闻记者:那其实三个多月了暴力事态一直都没有平息。社会一直呼吁成立反蒙面法,那今天港府说还是要慎重考虑这个反蒙面法的设立,您对此怎么看?


刘宁荣:我理解为什么社会上有个呼声就需要去有这个反蒙面法,因为现在出来示威的,尤其是“勇武者”,比较暴力倾向的,不仅戴着黑口罩,而且还带着像防毒面具的装备,装备有的还是相当的贵。所以从这意义上来讲,可能去取缔这个的做法是值得去考虑的。


但是我也理解,如果这样一个法律推出来之后,它的执行层面到底能不能有效?从政府角度来讲,如果要设立这样的一个法律,那么要考虑能不能执行,你不能执行,那我觉得就是没任何意义,你能执行才是有意义的。当然在很多国家,包括西方国家里,这种蒙面也是不允许的。所以我觉得回到香港目前的情况来讲,最主要的就是,你制定这个法律能不能有效去执行它,实施它。如果不能有效的执行和实施,那还不如不去设,如果能够做到有效的执行和实施,我觉得就有意义。



直新闻记者:明天特首就会跟社区展开对话,您预期会有成果吗?


刘宁荣:在过去几年里面,我们看到全球的一个趋势,这趋势不仅是香港独有的,而是很多国家都出现了这种民粹主义或者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出现,很多时候是跟当地的经济和政治情况恶化是相关联的。我们看到美国的像特朗普这样的人能够当选成总统,那也是一个民粹主义的兴起。


因为这整个的国际化趋势里面,美国的蓝领阶层失去了向上移动的机会,他们的生活跟过去相比,跟富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那同样我们在英国“脱欧”里面也看到这个趋势,因为在整个欧盟越来越东扩的情况下,原来的东欧相对贫穷的国家的一些人也涌到了西边,涌到了英国,那英国人也感到自己的这个饭碗被人抢走了。也出于这样一个恐惧,才会发生“脱欧”的这样一个事件。


香港也面临着问题,香港在过去的20多年回归之后,总体的经济当然是向上走了,GDP向上走,但是贫富之间的差距也是越来越大。在香港整个的经济转型当中,我们看到香港一直依靠的首先是金融、地产,最多的旅游。在很多的创新领域,它并没有随着科技的变化能够创造一个新的产业出来。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年轻人就在地产这个行业里面滚打,没有真正得到一个非常好的发展机会,这个都造成一些年轻人感到无望的一些原因。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当民粹主义高涨的时候,真正的问题所在,反而被人忽视了。


那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不是可以通过靠喊口号来完成的,所以政府必须要真正的意识到有哪些深层的问题、分步骤来解决。那么这里我觉得很重要,对于政府来讲,就必须告诉全体民众,我们(解决问题)的步骤在哪里?我们的目标在哪里?我们第一步要解决什么样问题?第二步要解决什么样问题?要给他一种希望。现在开始的这种对话,我觉得是开了一个好头。但是并不是容易做的一件事情,不容易完成的一件事情。那么到底最终有什么样的行动,能够解决掉香港民众、现在年轻人关注的问题,这是最主要的。



直新闻记者:您刚才谈到香港有很多深层次的矛盾,其实也不广光是经济和民生的问题,学界里也有很多不同的声音,以您在高校听到这些声音,您觉得其实还有哪些大家关注的问题?有解决的出路吗?


刘宁荣:刚才我们谈到了民生的一些问题,经济的问题,包括贫富悬殊,包括年轻人向上移动的机会,包括能不能承担得起买房的一个负担。但是这次出来的很多人是中产阶级,他们是有房子的。对于香港的中产阶级来讲,他们最关注的当然是自由的问题、民主的问题。也就是说我现在有饭吃了,那么我能不能有更多的权利去决定我这个城市未来的发展?我能不能决定我的政府官员如何能够更好的为这个城市服务?


但同时我也认为,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的第23条,23条因为是涉及到国家安全问题,那么在给予香港民众更多的民主自由的权利的时候,那么如何去承担起国家安全的责任,这是互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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